文章摘要:伤者体质脆弱加重了损害后果,肇事方也不能据此要求减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明确:受害人没有过错的,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赔偿应按全额计算。 🦴 过错和体质,为什么这一字之差决定了不能减责? 减责的法律通道只有一条,写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这条规则在理论上叫过失相抵。它减掉的是...
减责的法律通道只有一条,写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这条规则在理论上叫过失相抵。它减掉的是与受害人过错相对应的那部分责任,逻辑基础在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里有受害人自己的原因力,让行为人全额赔偿等于让他替别人的过错买单。
把这套逻辑套到「体弱」上,问题立刻暴露出来。骨质疏松的老人和骨密度正常的年轻人被同样速度的车撞上,前者骨折、后者软组织挫伤,碰撞力度、车速、驾驶员的违章行为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被撞的人。体质是先天形成或长期积累的身体状态,它没有「行为」,也就没有「过错」可言。过失相抵要求的是可归责性,一种身体状态谈不上归责。保险公司常说的「按损伤参与度打折」,实际上把原因力比例偷换成了过错比例,这正是这类抗辩被法院反复驳回的根源。
这个结论还有一个反向验证。假如允许按体质打折,赔偿金额就和受害人的身体条件挂钩了:老人、儿童、骨质疏松患者、慢性病患者获得的保护更少,身体越弱越不值得被小心驾驶。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保护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立法取向正好相反。所以裁判规则选择站在了「碰撞后果由肇事方整体承受」这一边。
边界条件要说清楚。体质不减责的前提,是受害人自身没有过错行为。如果老人是在绿灯亮起后正常走人行横道被撞,体质因素完全不进入赔偿计算;如果老人是翻越隔离护栏横穿马路,那减责的依据是翻越护栏这个行为,体质依然不是理由。两种情形在同一个案件里可能同时出现,法院会拆开处理。
这个案例的完整论证链条值得逐段还原,因为它就是保险公司抗辩被拆解的全过程。2012年2月10日,王阳驾驶轿车沿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行驶,在人行横道线处碰擦行人荣宝英致其受伤。交警部门认定王阳负事故全部责任,荣宝英无责。荣宝英经鉴定构成两处伤残,鉴定意见同时载明「损伤参与度评定为75%,其个人体质的因素占25%」。
一审法院据此把残疾赔偿金27658.05元扣减25%,只支持20743.54元。保险公司在一审、二审中的抗辩口径一致:既然个人体质因素占25%,残疾赔偿金就该乘以0.75。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6月21日二审改判,明确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撤销了一审判决,相关赔偿按全额计算。2014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第六批指导性案例第24号发布,裁判要点原文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
这条论证链条可以拆成四步。第一步,责任认定层面,交警认定王阳全责、荣宝英无责,过错归属已经确定。第二步,参与度鉴定回答的只是医学问题:骨折这个后果里,多少由碰撞造成,多少因体质放大。它不回答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是「受害人有没有过错」。第三步,减责的唯一法定通道是《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过失相抵,荣宝英没有任何过错行为,通道根本不存在,25%的数字再精确也挂靠不上任何减责依据。第四步,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的赔偿更没有扣减空间,因为交强险的赔付逻辑本身就不以受害人过错为前提做这种折算。
还要注意这个案例的效力层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各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也就是说,武汉的法院遇到保险公司提出同样的「体质打折」抗辩时,参照24号案例处理是义务层面的要求,当事人可以直接援引案例编号和裁判要点。
实务中保险公司的动作路径相当固定:申请对损伤参与度进行鉴定,拿到一份「损伤参与度75%、个人体质因素占25%」之类的意见,然后在赔偿计算环节主张按比例扣减。质证不必正面攻击医学结论本身,从下面三个点切入更有效。
第一个点是委托主体和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机构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保险公司单方委托的鉴定,检材未经对方质认,程序上就存在突破口。即便鉴定是法院委托的,也要审查委托事项怎么写的:委托事项写的是「因果关系及参与度」,鉴定就不能越界去评价责任比例。
第二个点是检材取样范围。鉴定所依据的病历、影像资料、既往病史记录是否完整,直接决定结论能不能站住。保险公司一方倾向于扩大体质因素的占比,伤者一方要逐项核对:鉴定引用的「既往病史」是否真实存在于病历中,骨质疏松、陈旧性损伤的诊断有没有影像学依据,伤前有没有相应的就诊记录。检材里混入了与本次外伤无关或未经质证的材料,就是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要求鉴定人出庭说明的正当理由。
第三个点是因果关系表述方式。注意指导案例24号里那份鉴定意见的措辞,「损伤参与度评定为75%,其个人体质的因素占25%」。这是纯粹的原因力描述。质证时要做的事情,是把医学上的原因力比例和法律上的责任减免比例切开:即使参与度结论完全成立,它证明的也只是体质放大了后果,只要受害人无过错,减责依然缺乏法定依据。24号案例里,那份鉴定还是伤者自己申请做的,法院照样认定不能据此减责。可见问题从来不在鉴定本身,在于这份鉴定被用来回答一个它无权回答的问题。
比例责任登场需要真实的受害人过错行为,典型情形有两类。第一类是伤者自身的交通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行人闯红灯横穿、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行走,这些是行为,有可归责性,减责比例与违法行为的过错程度对应。
第二类是故意扩大损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碰瓷、故意冲撞机动车骗取赔偿,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情形藏在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的「扩大」两个字里:受伤后拒绝必要的治疗、故意拖延康复导致损失扩大,扩大部分同样可能被扣减。注意这里的扣减针对的是扩大的那部分损失,原始损害的赔偿不受影响。
把界限再收紧一点。伤者既有轻微违法又有体质脆弱时,比如行人未走人行横道被撞、自身又骨质疏松,法院减掉的只是与未按规定通行相对应的责任份额,体质放大后果的部分依然不减。两条线在同一份判决里各算各的账,混在一起主张「按参与度整体打折」,就是24号案例已经否定过的抗辩路径。
保险公司提出参与度抗辩的案件,证据对抗集中在鉴定质证和法律适用两个环节,建议尽早委托专业人士介入。武汉本地可以咨询的律师包括:王卫红律师,湖北诚朗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汉市律协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委员;蔡学恩律师,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全国人大代表;柳平律师,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监事会主席、湖北省律协名誉会长。委托前可通过武汉市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的公开渠道核实律师及律所的执业信息。
收到保险公司「按参与度打折」的和解方案时,先核对三样东西:事故认定书里自己有没有责任、鉴定意见的委托程序和检材范围、以及对方有没有把原因力比例当成减责依据来用。只要受害人无过错,指导案例24号的裁判要点就是完整的回应,全额赔偿不需要再让渡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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